戏剧还需要文学性吗?——观法国蒙彼利埃“春天戏剧节”有感

 

来源标题:戏剧还需要文学性吗?

在“导演剧场”时代重审“文学性”

戏剧的文学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曾被当作评判戏剧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西方戏剧进入“导演剧场”的时代,戏剧审美、剧场的物理形态乃至排演方式都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文本的“霸权”地位被颠覆,排演也不再以文本为中心,戏剧的重心重新转移到了“行为表演性(performativity)”上。正如英国戏剧理论家西蒙·穆雷在其著作《形体戏剧评介》中所说,当代戏剧的目标是“与持续处在霸权地位的、用文学和语言维度定义的戏剧进行对抗”,要“颠覆文字高于身体这一二元论或等级结构的一些意识形态和宣言”。在国内当下的戏剧实践中, 舞台作品重身体而轻文本,出现了“去文本中心主义”,甚至“去文本主义”,对戏剧文学性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新锐”戏剧的普遍性特点。在当代戏剧的语境中,再谈戏剧的文学性似乎也已经是个过时的话题了。

然而笔者于今年6月有幸参加了法国蒙彼利埃春天戏剧节(Printemps des Comediens),却触发了我对这个“过时”话题的再度思考。

蒙彼利埃位于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 人口不过20万余。当我得知在这个美丽的小城里(虽然在法国已是第七大城市),法国第二大戏剧节——春天戏剧节已经举办了30年,不由得大吃一惊。通过与春天戏剧节的艺术总监Jean Varela先生交谈得知,春天戏剧节的主要目的仍然是面对法国国内观众,满足他们对戏剧的需求。目前戏剧节的观众已经达到了4万人,也就是蒙彼利埃总人口的25%!

春天戏剧节90%的作品为法国本土戏剧,只有两到三部国外的邀请演出。组委会为我们挑选的几部观摩剧目中,有三部都是独角戏:《锤子和镰刀》《胡言乱语的沼泽地》《我是野兽》。

削弱的是情节性,而非文学性

《锤子和镰刀》改编自美国作家Don Delillo写于2010年左右的一篇短篇小说,它以自述的形式讲述了因基金欺诈而入狱的“白领罪犯”杰瑞的一段狱中生活:在被押往新监狱的路上结识了一位狱友,入狱前是国际银行家,因为一桩不法的离岸金融交易而入狱。他的新室友则是一位著名的画商,也因与金融案有牵连而入狱。看电视时,杰瑞意外地在一档儿童节目中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在读模拟金融报告。整场演出很简单:男演员几乎没有什么动作,只是坐在舞台上的一面白墙前将这篇小说读了一遍。在他读的时候,一台摄像机将他的即时影像投到这面墙上。从观众席看过去,演员完全被笼罩在他自己的影像当中。

《胡言乱语的沼泽地》在一个类似排练场的演出空间里进行,带有很强的即兴色彩,讲述了一场“末日”的旅行——在未来(2043年),时间不再按时间顺序排列,地球颠倒了, 天成了地,远成了近,并一直在下雨。人们为了逃难,登上了一艘用非洲地图折成的巨大纸船,在牛奶般白色的水面上飘荡……

《我是野兽》以第一人称讲述一名女子从现代社会退回到丛林中,重新适应真正的自然,重新认识城市生活,重新回忆,并重新发现自己的故事。在演出的前15分钟,剧场里始终一片黑暗,观众们只能听到一个低沉的男声以第一人称讲述在黑暗的丛林中的感受。长时间的黑暗明显让很多观众不适,不停有观众刻意地咳嗽和清嗓子。在随后的45分钟内,舞台上有微弱的灯光亮起,但只照亮了很小的一个区域。亮光中依稀看到一名女演员的影子,她金色的头发披散下来,遮住面部,四肢如同野兽般在舞台上迅速地爬行、翻滚、躲藏,或者与黑暗中的其他野兽撕咬。

三部独角戏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思,虽然情节性不强,但具有很强的讽喻性和现实批判性。《锤子和镰刀》关涉的是金融时代对每个人的裹胁以及在其中自我的彻底丧失与异化。演员的声音极具张力,叙述不断地在现实和回忆中来回跳跃,投影使得观众能够捕捉到演员面部的细微表情变化,极简的舞台呈现迫使观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文本的内容上。《胡言乱语的沼泽地》虽然是在即兴表演的基础上形成,但文本却由来自法国和非洲的六位作家共同完成。该剧的演出简直可以用“简陋”来形容:没有人物舞台布景,也没有任何灯光变化;只是在铺满白纸的地面上,搁着一个纸船、一卷胶带和一沓明信片。演员完全靠叙述和这些简单的道具,带领观众完成这场“末日”的旅程。如果缺少了文学性,整个演出将完全不能成立。同样,在《我是野兽》中,充满文学性的讲述与演员的形体结合得非常有机,甚至使剧场内的黑暗都意味深长。